开出租的村会计

我要去北京香格里拉饭店。饭店离中关村不远，就在紫竹桥西边，很明显的地方。没想到她问我，香格里拉饭店在哪儿？我说，你是出租车司机，怎么会不知道香格里拉饭店在哪儿？她不好意思地说，她开出租时间不长，对北京还不熟。于是，她把车开到路边，打听清楚了路线，拉我接着走。

她是个30多岁的女人，蛮清秀的，对客人相当和气。她怎么干这行呢？京城是很少有年轻女士开出租的。

她说，干出租是为孩子，也是为自己。她是密云农村人，村会计。孩子考上了崇文门一所中学，家里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孩子一个人住不放心，得陪住。陪住，每月没有2000多元钱不行，于是她临时辞了村会计职务，考了出租车驾驶证，与她弟弟同开这辆车，弟弟出晚上，她出白天，每天能赚100多元，供孩子上学够了。她说，出租车驾驶证可不容易拿上，除了考驾技，还要考北京地理知识和外语，下了番苦功夫呢。我说，密云也有中学，就近上多好。她说，密云的学校哪有这所好。让孩子读个好的学校，是付出也算智力投入吧。

她说，开出租也是为了自己，为了躲避生孩子。农村人生了女孩又 想要男孩，她婆婆就抱这死理。婆婆拿别人说服她，她不干！她说，村里有一对外地来的夫妻，几年前带着3个女孩在村里租房子卖菜，5年内又生了4个女孩。他们生孩子生得家贫如洗，孩子个个饿得吱吱叫，穿得破破烂烂，也上不起学。但他们却说，不生个男孩不罢休，不生个男孩不回老家。他们生了这么多，还要生，大人小孩都受罪。这样往“疯”里生的人，在农村还不少呢。

她说，这些人对婆婆很有影响。

几年来婆婆多次劝她再生一个，甚至要帮她交10万元钱的超生费，但她不肯。她说，不是身体的事，是她不想受这个累。虽然这10万元钱婆婆说替她交，但这是笔不小的钱，生孩子本身添负担，又得交这么多超生费，自己是当过会计的，凡事要算生活成本账，多生一个孩子，仅养活和供他到大学毕业，没有100多万元哪能行？那以后生活拖累就大了。丈夫也一次次“逼”她再生，对她死磨硬缠的。她对丈夫说，她是绝不会再生的！久而久之，这才把丈夫想要男孩的念头给打消了。
　　在我看来，她送女儿到城里上学、考证和开出租陪女儿读书的选择，改变的是她和女儿的命运。

她的事，让我想起了我家附近菜市场卖菜和卖肉的两个女人。她们也是乡下人，几年前分别和丈夫 带着孩子来小区摆摊。卖菜的夫妇租地下室住，10多平方米的房子，4口人挤得跟煮饺子似的。但没过多久，他们又生了一个，是女孩，第二年又生了一个，是女孩，后来又生了一个，还是女孩，加上之前带来的两个，总共生了5个女孩。他们既卖菜又带孩子，简直把菜市场当成了幼儿园，孩子个个身穿破衣服，满脸脏鼻涕！还有，他们两个大孩子在小区上学，放学没处去，就在菜市场的水泥台上做作业；他们卖菜卖得很贵，又常常缺斤少两，时常引起顾客的不满意。他们肯定还在想生男孩的事，但女人已经很憔悴，这样的身体，还能实现她生男孩的使命和愿望吗？另一个卖肉的乡下夫妇，是带3个女孩到小区摆摊的，生意不错，租的是楼房，几年之内又生了3个女孩。她们的3个大孩子都在小区学校借读，据说6个孩子中有4个都没有户口。夫妇俩对这么多孩子的拖累也不当回事，也许他们是抱着“生下来就是胜利”的心态，生了一个又一个、不生男孩不罢休的。如今，卖肉的女人又挺起了大肚子，这是第7个了。有一次，我问这女人，你生这么多孩子，怎么养活？她说，生下了，总不能把她们掐死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在北京，在所有的中国都市，在我的家乡西北农村，像这样的生孩 子“机器人”不知有多少？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公民，没有人不为这样生育无度的人感到悲哀。他们把城市当作生育的庇护所和寄生地，在给自己和社会制造负担的同时，其实是在干生育犯罪的事情。

我不知道城市的学校该不该让超生的农民孩子上学，也不知道政府应当如何来管这些超生的人？农民可以多多地进城，城里的大门更应该敞开，但是这些年来，进城的农民究竟偷生了多少孩子，这个超生的漏洞有多大，而多生的孩子又会给社会造成多少负担？谁说得清楚！……开出租车的女人说，她每天很辛苦，清早得给女儿做早餐，然后送她到学校，下午按点接回家；中午经常吃不上饭，一天下来，两条腿肿痛得下不了车……这都无所谓。虽然这苦差事得干到几年后女儿上大学的时候，但她说自己得咬牙干下去。

她开出租也不会开到老，等陪女儿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她就回家和丈夫做点别的事情。她说，这样一来，孩子轻松，她也轻松。

车到了香格里拉饭店，短短10多分钟的闲聊，我对京郊农村的这个担任村会计的普通女人，有了一种敬重的好感。她朴实中透出的对生活和成本的选择，是多么智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