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晋商想到创业者[四]
接上篇：由晋商想到创业者[三]
第四篇 政治智慧的力量
利用官势，发财；依靠官势，保财；远离官势，生财。这些是晋商结官的普遍原则。官商中间的度，他们把握得很准。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由于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是始终没有取得法人地位。在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商人在政治上是一种很弱小的弱势群体，他需要庇护。因此，尽管他有钱，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得到好处，他不得不和政府打交道，尽量使两者紧密结合。
第一：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晋商是一个有着独特政治嗅觉的群体，他们在大做官生意中，表现出少有的机敏和非凡的智慧，充分利用财势，最大限度地影响高层决策，为经商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大获其利的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自身，并提升了家族乃至整个晋商的社会地位。
蒙古游牧文明与中原已发达到成熟阶段的农耕文明存在着许多互补性需求。如何打开蒙古市场，是晋商长期以来的希望。明朝隆庆四年，蒙古俺答汗的孙子弃蒙投明，晋商家庭出身、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与晋商张四维争得当朝权臣的支持，力陈“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这个主张促进蒙汉互市既代表了晋商的利益，又符合明王朝的“国家利益”。此后，晋商在俄蒙市场上大显身手，大获利润，并南下江淮，与徽商争盐利，成为雄霸天下的一大商帮。
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转折期，晋商中怀有更大野心和企图者，在贸易旗号的掩护下，充当了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耳目和密探，为尚未入关的女真提供情报、生活和军需品，做起了“政治生意”。满清入主中原后，以介休县范永斗为首的山西八大商贾由此一跃为显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它商帮无法享受的特权，为晋商开创了独步天下的局面。
山西票号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车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结交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招待业务客户）”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女 支院那样的交际场合，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
创业者就如上内容是否应该思考：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是政权的更替还是朝中权势格局的变化或者对外关系的改善等等，都会波及经济——可能会打击一部分商人，也可能给一部分商人以机会。捷足者先登，信息灵通者先获得致富的机会，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是从商者必备的智慧之一。创业者，你是否具备和拥有这方面的智慧？
第二：官场上没有永久的靠山。虽然贷款给这些候补官员有乘机盘剥的意味，但终究是解了别人的燃眉之急。人多有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性情，何况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能使人感激涕零。晋商颇具长远眼光，在官员候补期间，尽力扶助，联络友情，所看重的，是官员得了实缺以后的种种“大宗业务”和滚滚红利。
被誉为清朝“中兴名臣”张之洞因囊中羞涩欲买官被票号日升昌婉拒，而协同庆号经理得知后采用巧妙方法只投入三万两（张之洞原借款十万两）就使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到任后，立刻将两广的财粮国税全部由协同庆号经手解交，协同庆号因此赚了百万两银子。
按清朝的官制，经过科举考试及捐纳，仅仅只是取得了候补的资格，要想真正得到一个实缺，还要耐心在“有司”门前挂号排队等待出现“空位子”。在没有获得实缺前，这些候补大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缺少银子。为能快速找到“肥缺”，就要大把的使用银两。票号产生为做这种官生意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捐纳官职”成了票号一大业务。这些靠票号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创业者就如上内容是否应该思考：
在晋商那个时代，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没有靠山也就没有了托靠，而没有了托靠，要想真正做出啊生意，那就真比登天还难。晋商放长线钓大鱼，培养将来的靠山，为以后的种种“大宗业务“和滚滚红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与晋商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很强烈的关系。
第三：藏智、藏富、藏势，最忌一个“露”字。明初巨富沈万三之所以被发配到云南原因众多，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在官家朱元璋面前显了富，争了势，让朱元璋红得起了杀心。晋商生意满天下，商号遍天下，理天下之财，取天下之利，就在一个藏字。藏智、藏巧、藏富、藏大手段，大器局。而晋商又最忌一个露字，最忌与官家争势。
“不与官家争势”并非小说虚构出来的晋商理念，在历史上，晋商与其他商帮存在着一点差别，那就是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节制。这种节制，不仅仅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和原则，而且还隐藏着更深的价值选择与判断，即对“朝廷”的天然警惕，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失望。
徽商中的胡雪岩会涉及到政治中复杂的帮派斗争，而晋商总是把自己与政府的利益划分得很清楚，他们只从政府处获得一个“经营范围”，而自己并不直接介入到政治的圈子里，不直接介入官场斗争，更不会与官家争势。当然，他们虽然不直接进入官场，但会打通各种渠道，以便得到相应的优惠政策。
创业者就如上内容是否应该思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这都是我们熟知的古谱。在官家面前过于暴露自己的气势和财富，只会导致毁灭的结局。老子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天下至柔能驰骋天下之至刚，原因在于一个藏字。晋商在处理与官家的关系时，无疑是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第四：银子换来官帽子。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做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所以，他们迫切需要辉煌的包装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惟有官势才能给他们保驾护航，带来滚滚财源。在官本位社会中，获得强硬的后台被商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和最迫切的事。
咸丰年间，清廷通过卖官来维持大厦将倾的危局。用银子换官帽子，使晋商和官方保持距离的传统做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晋商由重商轻仕走向了官商兼顾、官商相维，以至发展到官本位。
当把官商变为一家的时候，商人的职业道德和市场规范还会有吗？“捐输“的生意越发达，越能发大财吗？
创业者就如上内容是否应该思考：
“商人做事，利字当头“可谓一语中的。捐官可以装潢门面，更可以获得与官员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官家面起底气足了些，生意也就更好做了。只是这种官商合一的做法能维持多久？
后续：由晋商想到创业者[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