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先生回忆录
一、童年时代
我于1893年阴历6月，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里。我的故乡山明水秀，历代诗人画家如谢灵运、李太白、白居易等，都曾到此游览过，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还在此买田造屋，并在《桔颂帖》中说到“吾来阳羡(宜兴旧名)，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为惬平生之欲”。并作诗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后人并在此建立了东坡祠堂，每逢他的生辰，地方士绅集会祭祀。参加的人至少是秀才，行礼时都按官阶品级，头戴各式帽顶、花翎，身穿朝服，向东坡神位行三跪三叩首的大礼，每次我都随着父兄溜进去观看。我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中过举人，先父亮之还将我兄弟的名字按排行第几取名为“某曾”，其用意无非是要我们兄弟用功读书，像曾祖父一样中举，以光宗耀祖。所以我从小就读了不少古文，还曾参加过一场秀才的县试。我父亲一有机会就私下里对我说：“你好好用功，将来中了举人才风光哩！”我就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因之，我中封建科举的毒是很深的。
我十二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塾师先生是我的一个远亲，后来就是我的长兄。回忆入学之初，由我父亲带领，跪在红毡地毯上先向塾师叩三个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塾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用“戒尺”责打和禁闭学生，即使学生家长看到也不应劝阻。教室就设在家庭的大厅里，当中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和北斗魁星三座神位。清晨读书之前，必须先向神位作揖叩首，我当时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行礼祝祷的。到了1904年，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废止以“八股文”为取士之途，改为经义、策论和文艺三场考试。经义乃以四书五经为题，策论则可议论时政得失。为了准备策论考试，我的长兄叫我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其中有不少篇文章，如《彼得大帝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我都会琅琅背诵。所谓文艺，主要是数、理化，中外历史、地理等。为此，我长兄特地为我到上海买了不少理化试验器械和《泰西各国通史》、《瀛寰全志》、《数理精蕴》等书，使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知识。
在科举废除的次年，宜兴县东南八乡上的二十四家“大族”，集议利用东坡祠堂房屋办了一所东坡高等小学，各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第一期共招收36人，分正科、预科两班。我当时13岁，被选入正科，据说正科毕业就可以算是“秀才”了。学校规模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设校长、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之外，因学生全部住读，还设有舍监(相当于训导主任)。这些成员，全都是由二十四大族论资协商推荐的。例如，校长是由一位年已古稀、姓许的“贡生”担任，他的祖 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学监姓崔，也是贡生；舍监则是一个祖上做过高官的姓吕的担任。其教育制度和管理方法，仍保留着许多旧科举私塾的痕迹，教职员可以任意斥骂学生。课程除读四书、五经、史记等古典文学以外，还有英文、日文、数学、中外史地、体操、音乐等，简单可以说与今天的高中的课程差不多了。我因为过去已经看过、读过这些书，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到年终考试得了个第一名。回到家里禀告了父亲，他向来对子女很严厉，面部表情总是冷若冰霜，这次总算对我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颅，勉励我继续努力。
在这里就读的都是男子，女子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准应科场考试的。那时，男子可以进入宗族祠堂，女子是禁止入家祠的。同时，女子也被根本上进入孔子庙。就是在接下来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之后，各校起初也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十余年之后才专为女子设立了女子学校，但这时仍无男女生同校就读之例。假如有人提出男女同校的主张，那简直就是离经判道，荒谬绝伦的主张了。当时，妇女在公开的场全，照例是不能用名字称呼的，只能用娘家的姓，冠以丈夫的姓称呼。例如，我父如潘，我母姓蒋，对我母亲就只能称潘蒋氏。我母亲就是在死后受到光绪皇帝诰封为“恭人”(四级品封号)，也只能称“潘蒋氏”。由于旧社会对的妇女的种种歧视，千百年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巾帼英才。现在我国的妇女，一切都和男子平等待遇，并且得到宪法的保障，真是幸福之至。
小学毕业后，我和三哥一同到上海，考进了浦东六里桥由泥水匠起家、又毁家兴家的杨斯盛先生创办的浦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黄炎培老师，他是当时该校的校长。那时我十五岁，自恃各科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就骄傲自满起来。在行将毕业时，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中，我也卷了进去，被开除了学籍。1983年，浦东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还亲来我家访问我这个老校友，并出示我当年十八岁时写的登在校刊上的几篇论文。我说：“我真惭愧和后悔，我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校友。”
攀登科学高峰，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刻苦钻研，秩序渐进。但我和三哥那时都是年少气盛，不肯按部就班，而喜欢跳班越级。记得在浦东中学读到二年级时，我们就一同去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竟被录取了，我还取得第一名，我三哥取得第二名，我们兄弟都很高兴，以为指日就可以做高等学校学生了。不料我大哥和二哥只许我三哥去，而一定要我等到中学毕业后再进高等学校。我从14岁先父去世后，依照封建礼教中所谓“长兄为父”的体制，一切家庭事务，均由我大哥作主。这时我只能听他的，但心中大不高兴，认为我的学业比三哥还胜过一些，为什么同意他去天津高工反而不许我去呢？大哥说：“你年纪尚轻，尽量好好按部就班地求学，不必性急，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些话，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直到后来我因乱跳乱转学校，走了许多弯路，才认识到我大哥当时的劝阻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我每逢遇见因天资比较聪明、成绩比较优秀而自满的学生们，总是现身说法，用我大哥的话来劝勉他们呢。
二、走了许多坎坷之路
上一篇我回忆了七十五年前的童年时代。本期我要谈谈我在青年时期由于自己的过错，在求学，就业方面所走过的许多弯路，其中有一段时间，我险些堕入了污泥浊水之中。我这段历程很可以作为现代青年升学、就业的借鉴。因我比生从事会计事业，因此更希望财会界的青年同志引以为戒，庶免重蹈我的覆辙。
我被浦东中学开除以后，就转入当时的常州府中学堂就读。那时正值辛亥革命，中学由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因此我很快就获利了常州府中学堂的毕业证书。当时共和民主国体初创，全国各地都需要法政人才，我为做官的虚荣心所驱使，就考进了南京法政大学。这所大学是当时几位政客筹办的“私立大学”。因它不符合大学条件，不到两年，就被主管部门勒令停办。这样，我就第二次失学了。但不久，我又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招收无线电收发班学员的广告，其中所列的学员待遇，除了学、膳、宿费全免外，每月还发给每人生活费18块银元，每学期发给冬夏军服各一套，待遇可算得上优厚了。当时想，以前家庭为我负担的求学费用已经不少了，倘能考进这所军官学校，倒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而没有考虑电信收发工作对于我是否适合，就贸然投考了。这次投考的学生多达1300人，结果只录取了21名，我竟得了第一名。这样，我就成了我国第一批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学生。
海军军官学校的教师，是由海军部用重金聘请来的挪威人，每天学习的是极简单的电磁知识和练习收发无线电报。毕业考试考了五门科目，我的成绩每科都是100分。根据我的学习成绩，按照学校的惯例，把我留校担任助教职务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但学校领导认为我骄傲自满，对于师长礼貌不周，把我派到海军某舰上去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每月饷金不过18块银元，和做学生时的津贴相等。舰上生活既辛苦又单调，待遇又是如此之低，这里我才意识到，象我这样的人在军舰上当个无线电收发报员，实在太不适合了。因此，我就假报疾病，真空是请病假回家休养，接下来就呈请退出军籍。可是海军领导已看出我是有意规避，便行文到我原籍宜兴县署，追我回去，否则要我赔偿学校在我身上所花费的学、膳、宿等一切费用，约计二千多块银元。后来，我总算找到了那时的吴淞海军医院，恳求医师为我出具了“确有疾病，不适合在海军军舰上服役”的证明，才算了结此案。这是我第一次求学就业的失败。究其根源，无非是因我一时贪图小便宜，以致蹉跎了我青年时代的宝贵光阴。
我第一次的就业失败了，接着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就业，更是毫无意义。那时我姐夫的一位胞兄夏某，他在清朝的官职是“候补道”，当时任南京造币厂厂长之职，我恳求他看在亲戚的份上，为我谋个职业。他觉得不好回绝，就发下一张委任装来，派我在该厂当一名翻译员，月薪30元。其实在造币厂里没有什么翻译工作可做，我当时的英语程度也够不上当翻译员，每月30元只不过是一项干薪。但那是我还嫌太少，几次恳求这位姻亲厂长大人另委他职。果然，他又给我加了一个“邦技士”名义，薪金增加了10元。其实我对造币工艺一无所知，仍是干薪性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事哪会久长？不到两年，我这位姻亲厂长大人就因故去职了，我在该厂任职也就随之告终。
我从造币厂卷起铺盖回到宜兴蜀山家中以后，不久就担任了乡村小学教师职务。在这里又过了几时，听说有位宜兴同乡世交周某做了镇江中学校长。我就极力恳求他在该校为我谋个工作。总算没有白求，得到了一个“教习”(教师)的职务。每周任课10小时，月薪40元。不久又承他的情，给我每周增加了两小时的课程，月薪也加到48元，这要算我30岁以前得新的最高记录了。我所担任的课业，虽然每周只有12小时，但科目有英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可谓花色繁多，凡是其他专科教员所不愿担任或不便担任的课程，都交给了我，把我作个尾闾。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样样都能、但没有一样精的人。学生当然看不起我这样的教师，特别是我任课班的学生，往往对我采取蔑视的举动。我是，我就发愤自修英语，拿了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袖珍字典》，几乎把它读得滚瓜烂熟。但除了死记生字之外，说和写都不行。
我自谋职业，就这样浮浮沉沉地度过了六个年头。后来，我国进步学生开展了“五四运动”，镇江中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这位守旧派的校长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最后落职而去。我这个教课能力不好的校长同乡，属于校长私人之例，当然只能随着他一同离校。因此，我又失业了。自己没有真实的本领，要想在职业界里混饭吃，实在是太靠不住了。
后来，我的情况越变越坏。我从镇江中学回来以后，在家乡闲住了半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我竟在乡间结识了一群赌徒，经常出入于乡间财窟，进行赌博。我的前妻储氏不忍我如此堕落，每次都扯着我的衣襟不让出门，但我总是绝裾夺门而出。眼见我就要向深渊中沉沦，全家人都为我着急。后来，总算来了一个转机，才使我醒悟过来。事情是这样的：
民国八年(1919年)的家历“除夕”，按照本乡习俗，凡是旅居我地的人都要回乡度岁。我听说西邻的小时同学、现在我地任小学教师的周某已回家来了，就顺便过去方他聊天。周君对我说，他任小学教员已多年了，觉得自己没有学识，前途没有希望，听说近来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很多，他也想拼凑一些旅费到法国去留学。这寥寥几句话，似雷轰电击般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整夜不能入睡。心想，周君的家境要比我清寒些，年龄也比我大些，天资比我还要差些，他倒有这样的志气，想到国外去留学，象我这样不求长进，浑浑噩噩，虚掷光阴，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
大年初一天刚破晓，我就唤醒我的前妻储氏，对她说明情况，请她不要阻止我在新春头三天里仍到外面去玩玩，因为我早和一班赌友约定，不能失信(现在想来，这种信守是多么荒唐)，从大年初四起，我保证不再赌博闲荡，如有机会，要同周君一起出国留学！我二哥听到我这番话，不禁嗤之以鼻，他说“你还是安份守已在家好好度日罢，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这种福份，会生一个出洋留学的子孙”，我当时只好忍气吞声，强忍着未吭声。
我的家境平常，哪里有自费留学的条件呢？况且我的英语程度很低，以前所进的学校又都不合资格。不得已，我就去上海找前任浦东中学任校长的黄炎培老师，请他给我一个入学的指导。黄老师听了我的想法以后说：“你的志愿很好，假如想出洋留学，可先到大同学院去补习英文和数学。”但当时我很想到圣约翰大学去实习，因那里的入学考试很困难，因此，就又请求黄老师为我写一封到对约翰大学去补习的介绍信。并说明哪怕是做一个旁听生也可以。黄老师满足了我的要求，给在对约翰大学任教的朱友渔博士兼牧师写了一封介绍信。朱教授看了介绍信后很客气地对我说：“潘先生，你想入敝校求学，鄙人是欢迎的，停刻我和你去见卜舫济校长”，我当时听他称我为“先生”，很惶愧，因为在旧社会是断乎没有教授称学生为“先生”的。这一声“先生”勾起了我很多的心思。象我这样大的年龄，本该做先生了，只因我多次更换学校、更换职业，到如今却一事无成，还要回过头来做学生，还不知能否做成，心中好不辛酸！我由朱教授引见了卜校长，他很熟练地用英语和我谈话。其实他能说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和普通话，其所以用英语和我交谈，无非是要考验我的英语程度如何。我很勉强地应答了他几声yes和no。事后失教授告我：“卜校长认为你的程度困然还差得很远，但年到你已任职多年，有了经验，且求学精神可嘉，所以收你为特别生(旁听生)。”这在圣约翰来说，也算是一件特别事。至此，我又重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在圣约翰大学里，象章程、规则、通告、书信等都是用英文书写；同学间相互交谈也是用英语；教师讲课更不用说，不论中国或外国教师全是用英语。有了这样好的条件，所以我就抓紧了英语学习。开始，我在班里的英语程度很低，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总不向我提问。有一次朱友渔教授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对我提问，本该答yes，我却答成all right，顿时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羞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但这对我是有益的，侃侃我更加勤奋地学习，从早到晚埋头于书本。卜校长及主管我课业的经济系主任雷曼教授，见我学习十分努力，又曾经在南京法政大学和海军军官学校读过几年，就私下对我说，倘若本学期大考各科都能得到70分的成绩，可以让我升为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这在圣约翰大学来说，确实是首开先例。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终于升为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便是全班最优二人中的一个。最后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均为全班之冠，并在全校英文作文比赛中，得了唯一的一块金质奖章，被授予文学士学位。
圣约翰大学，原是美国教会通过在我国办学的方式，对我中华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学校原设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所用课本就是《圣经》。每逢星期日，全体在校学生照例都要到学校专门设置的教堂里去“做礼拜”。但是，这种诱惑兼强迫的手段，并未能使我信仰上帝，因我之所以进入圣约翰大学，完全是为了学好英语。我在圣约翰大学求学中，有两点较深刻的体会：一是要在逆境中善于忍耐。如果我不咬紧牙关，忍受住同学对我的种种刺激，而贸然辍学返乡的话，将有可能终生堕落下去，沉淫于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二是要有勤学苦读的毅力。如果我不能日以继夜的勤学苦读，我就不会获得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的学位，更不可能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总之，“成功道路多艰难，奋力前趋能过关。”我愿以这两句话来与今天求学求业的青年们共勉。
三．开始走上会计经济专业道路
1921年夏，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这时只希望早日就业，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不久我从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看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招考留学生，录取后，每月可供给膳宿费80美元，往返路费、服装费全部由公司负担；但报考要有国内著名大学保送。这对我来讲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赶紧向圣约翰校方申请，学校同意保送。考试结果，我在上海考区圣约翰保送的4名考生中，竟名列榜首，被录取了。不久，即去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
说起来很惭愧，现在我被有些人称为“会计专家”，甚至过誉为“会计界的泰斗”。但是，在我30岁以前我还不知道“会计”是什么样的学科呢！尽管我在南京民国法政大学也念过“簿记”课程，但对什么是簿记分录还没有搞清楚。直到我进入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才在学习会计学的征途上迈出第一步。那时，我国赴美留学生绝大多数是选学“银行货币学”一科，因为那时银行业一时勃兴，大大小小的银行遍设于全国各大城市。而在旧中国学生存在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留学生选学“银行货币”一科，不仅就业机会多，还可以谋取较高薪俸。我虽然也是从就业考虑出发，但是我采取了“人弃我取”的方针，选定了会计作为我的终身职业。我觉得会计是一门应用面很广泛的学科，公私事业单位以及农业方面都有需要。所以，我认定我国日后对于会计人才的需要定会逐年增加。现在看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我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除了选学经济学、商品学、销售学、市场预测等以外，尽量选学有关会计的学科，如初、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等。当然这只是三十年代的会计学科目。五十年代以后，会计学的分科更多，我只是跟随时代的需要，继续不断地学习，才免于落后。这是后话。当时，哈佛企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主任教授，是年过七旬的科尔博士。他的会计学识虽比较守旧，但讲解得很透彻，习题也非常多。我一生会计学的基础，就是在这里奠定的。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就预定要在毕业后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因之，我在哈佛这二年的课业非常繁重，不仅要学好必修、选修各科，还要准备政治经济学博士考试的各项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日以继夜地勤学苦读，星期日和假期也不休息，放弃了一切游览娱乐。两年期间，我未看过一场电影，也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从清晨到深夜，都是在自己租赁的宿舍内或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连饭也没有功夫做，只好买个面包就着一杯温水充饥。
我在哈佛大学苦读了两年后，取得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随后我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课程，博士课程要博览广学，以自习为主，上课时间较少，而我在纽约和另一个同学合租的宿舍很小，不免彼此干扰。因此，我干脆把学校的图书馆作为自己的自修室，每天从开馆起直到晚上闭馆止，我总是带上几块硬面包充饥，整天在图书馆学习。英、美、德、奥各学派的经济书籍我都借阅，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也读过。但当时不是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挑《资本论》的眼子，批驳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可笑。
博士考试，需要撰写一篇论文和通过口试。我选定的论文题目是：《中美贸易论》，初审中，对我的论文曾吹毛求疵地提了不少问题，并要求我重写某些章节，这使得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在西里门主任教授复审时，却盛赞我的论文广征博引，写得不错，才使我安下心来。毕业考试的前几天，我因苦读过度，不仅精力不济，而且思想混乱。为了镇定情绪，我干脆把一切已知都束之高阁，整天到纽约各大公园去参观、游览，呼吸新鲜空气，倒也很有效果。考试那天，我精神饱满，体力充沛，对主考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对答自如。最后，考试团一致决定，授予我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24年，我从美国回到了离另三年多的祖国上海，先后担任了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和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之职。我在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引进并讲授了西方新式会计，培养了数百名大学生。由于我在教学和管理上素主严谨，对学生要求亦高，有时不免难以为青年同学所接受，也束缚了他们的自由思想。
1927年1月，鉴于当时工商界通用的旧式簿记亟待改良。企业会计需才孔急，我辞去了各大学的教职，自行设立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师业务，并编译出版会计从书和创办会计学校。这些以后我将分段详细叙述。
回顾上述经历，我是在旧中国迷茫的境遇中，通过个人盲目曲折的摸索和苦斗，最后才走上了会计经济专业的道路。对今天来说，这当然是不可取的。我们新中国的青年，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根据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自觉地报考各类学校，在优越的条件下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毕业后即可奔赴四化建设的征途，而绝无失业之虞。与旧中国比较，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
四．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早在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就颁发了《会计师暂行章程》，领到农商部会计师第一号执照的是谢霖先生。他在北京组织了“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但因当时他还担任中国银行总行的总稽核职务，所以并未积极执行会计师业务。当时国内人士对会计师职业的性质和业务范围知之者寥寥，因而会计师业务未能普遍推广。1921年，徐永祚德行在上海开设了“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这时，全国领有会计师执照者仅有13人。1925年3月上海会计师公会成立时亦只有会员23人。为了提高各界人士对会计师职业的认识，我们在上海会计师公会成立时发表的“缘起”中指出：
“夫会计师制度，实为经济进货之产物。际此工商业勃兴，企业组织日益复杂之秋，举凡创始之设计，平时之检查，以及收束之清理，胥有赖乎会计师为之整理臂划，方诸律师、医师，其社会相需之切，未为多让，而又处于超然之地位，本其独立不倚之精神，证明财界诸般之真相 ，以坚社会之食用，而供公众投资这参证，其影响所及，正不独直接之利害关系从而止，此美国所以有”公共会计师“之称也。”
1927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了《会计师注册章程》。其后，会计师移归工商部管辖，又另颁发了《会计师章程》。1929，立法院又制定了《会计师条例》并公布施行。至此，会计师的职务范围便逐渐确定。比如《会计师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
“会计师受公务机关之命令或人之委托，办理关于会计之组织、管理、稽核、调查、清算、证明及鉴定各项事务。”
“会计师得充任检查员、清算人、丰产管财人、遗嘱执行人及其他信托人。”
“会计师得代办纳税及登记事务，并得代撰关于会计及商事各种文件。”
同时还规定：“会计师不兼任公务员或工商业之经理人员或董事、理事，对于其有利害关系之事件，不得执行业务，不得利用会计师地位，在工商业上为不正当之竞争，对于受命、受托事件，不得有不正当之行为，或违背废弛其业务上应尽之义务。”
由于有了这些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会计师业务发展较快，到1933年，全国注册会计师人数已达1246人，天津、广东、武汉、浙江、九江、南京、山东、重庆等省市亦相继成立“会计师公会”。但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专业者，仍远不如医师、律师那样普及。
鉴于当时国内除大型银行外，采用新式簿记和会计制度的工商企业为数极少，而且会计界的许多人士都有改革旧式帐簿的要求。我辞退了一切职务，于1927年1月在上海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39号设立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决心以会计师业务作为我的终身职业，一心一意为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奋斗终身。实践中，我深深感到，要开展会计师业务，首先要取信于社会。因之第二年我取了《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潘序伦会计师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并以建立信用，争取他人对我们的信任为事务所的第一主旨。后来，我又把它引申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把它作为我们办理各项会计事业的训条，要求立信会计同仁共勉。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开业后，正值我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时期。当时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成立了主计处，在监察院设立了审计部，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经济法规，如《公司法》、《会计法》《营业税施行细则》、《银行业收益税法》、《所得税暂行条例及施行细则》等等，大大增加了社会上对会计、审计工作的需求，因而促进了会计师业务的发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成立之初，只用了一个计核员作为助理，这时不得不扩充人员，钱 、顾询、许敦楷、郭驹、张蕙生、钱素君、李鸿寿、蔡经济、王澹如、陈文麟、王逢辛、唐文瑞、施仁夫、管锦康等会计师，以及李文杰会计师兼律师、周鲲律师等都先后来我所工作。人员增加了，所址所不断扩大，几次迁移后，到1936年2月搬到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办公时，全所已有成员50余人，租赁房屋十余间，分设有计核、信托、法律、文书、编辑和总务六个科，十年中承办的各种案件达四千余件，另附设有一所会计学校。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我们还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城市设立了分所。如1939年由蔡经济会计师主持设立了桂林分所，1941年由王逢辛会计师主持设立了重庆分所，1946年由张蕙生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南京分所，同年由蔡经济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广州分所，1948年由管锦康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天津分所。等等。
当时本所的业务对象主要是新兴的民族工商业和中外合办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申新纱厂、永安纱厂等。还有不少公营工商企业和人民背叛团体也委托本所办理各项业务，如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中国红十字会等。本所业务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接受的委托业务遍及全国，赢得了社会的信誉。
例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孤军抗日，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纷纷募捐支援。当时传说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二千余万元，但是马占山将军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弊行为。本所受委托稽核了十三个经募单位的帐目，证实共收到捐款502万余元，援助了东北义勇军337万多元，其余165万多元作了慰劳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我们将全部收支账目，出具证明，公诸社会，以后指责谣言也因之平息。
我国会计师职业不是从我开始，设立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只是我立信一所，而我之所以能略有信誉并稍有成就，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树立信誉。我认为会计师的信誉很要紧，可以说是会计师业务的生命力，所以我把我的事务所改名为“立信”，就是要取得社会的信誉。但是，资本家委托会计师办事，总希望对他们有利。这样，有个别会计师就以造假账或出具不真实的证明书以迎合某些委托人的要求，而取得会计师业务。但是，这种业务我所是绝对不接受的，我宁可放弃这种委托，这样，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吃亏”了，但日子一久，就会给社会人士产生一种印象，认为“立信”是信得过的，是可靠的，反而会引来大批的业务。“产信”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在当时，这是从个人事业出发的。今天，我们会计人员应当忠实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权限，让党和人民信得过，努力为四化做贡献。
(二)关心会计人才的前途，介绍会计人才就业。在“毕业即失业”的旧社会里，一个青年如果没有一技这长和至亲好友的介绍，要找到一个职业是非常困难。因此，我很关心会计人才的前途，尺可能介绍会计人才就业。除了对本所德才兼优的学员大力进行培养外，还尽力介绍社会上的会计人才就业。如我所新成立时，就从东南和暨南大学商科毕业学生中，选用了顾徇、许敦楷、蔡经济、王澹如等学员就业，还登报招考录用了韩曼涛等同仁就业。对自办的会计学校毕业生，除了留用一些成绩优良的同学在我所工作外，一遇机会，我总是竭尽全力介绍他们到名机关、企业去工作。后来，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立信会计职业咨询所”，大力开展了这项工作。通过职业介绍，不但扩大了会计人才队伍，也有力地促进了促进了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发展。
(三)建立会计专业制度、培训会计专业人才。古时王荆公说过：“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用现在的话来解释，法就是制度，吏就是人才，要理好财，必须首先设计会计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而有了好的制度以后，还必须有公正无私、忠于职守的专业人才来执行。所以，我把这段话作为事务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把它作为序言写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同学纪念册上。我在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初期，就深深感到非改良企业会计制度和训练会计专业人员不可。因此，我即从这两方面着手，一面附设了会计补习学校，一面自行编译会计书籍，并开设图书社，把事务所、学校和图书社三者融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现在看来，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立信会计事业从客观上来说，只能还是为企业主的利益服务，其在会计专业制度建设和会计人才的培训方面，也必须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与我们今日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会计事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五．创办私立立信会计学校
会计是一门实用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遍及于各行各业。它既需要精通业务，具有管理能力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也需要会精打细算，具有做账能力的中级和初级会计人员。所以我创办会计学校先从补习职业教育开始，逐步充实发展为正规的专科学校(解放前称为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但由于我过去单凭个人奋斗和依赖社会上少数热心的实业家资助，力量是有限的，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发展规划。
1927年，我们先设立了簿记训练班，在以私营工商企业工作的青年小职员和练习生为对象，利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晚上空闲时间上课，由事务所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已在内)担任教师。训练班的教育方针，在于改良旧式“账房先生”的上收下付记账方法，传授西方复式簿记的技能和知识。开办初期，仅有学生23人，从第二期改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以后，学生人数大增，事务所原有教室已不能容纳，不得不在河南中路吉祥里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校舍。这样，除继续吸收在业青年外，还录取失学、失业青年入学，仍在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由于讲求实效，符合社会需要，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班级、课程也逐年增多，除原设的簿记班外，还陆续添设了英文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所得税会计和审计等课程，任凭学生选修。为了充分利用学员业余时间和学校教室，我们还办了“晨校”、“星期日校”、“速成班”等多种教学形式。“晨校”是为在业青年利用夏季早晨上班以前的空隙时间上学；“星期日校”是为在校学生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来我校补习簿记会计知识，以适应日后就业的需要；全日制的“速成班”，是为外地来上海求学的学生开设的，他们在一年之内能在速成班学完五门必修的会计课程。
补习学校的学生，一般家境比较清寒，多系失学、失业青年。他们为了取得一技之长，以便于谋求职业，都勤奋苦学，学习成绩大都优良，普遍得到工作单位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信誉日隆，发展迅速。从1927年到1947年的20年间，共计举办了40届，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发展到3047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每学期招生都在2000人以上。此外，我们从1930年起，还设立了函授学校，以解决外埠学生无力来上海求学的困难。据1947年底的统计，先后报名参加函校的学生有7063人，遍及20个省市，还有香港、澳门和南洋群岛新加坡一带的学生。
那时，我鉴于补习学校学生虽众，但肄业时间太短，学习的课程较少且浅，难以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这对就业、工作和进修都不利。因之我们决心筹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当即得到事务所同人和校友们的通力赞助，筹集了建校基金17万元国币，敦请经济、会计、教育家和实业界的著名人士为校董，经当时的教育部备案后，于1937年7月开始招生，先在市区校舍开学，并准备在徐汇区新建永久校舍。但不久因抗战爆发，只得暂行停办。
1940年7月，我只身经香港到了重庆，立即着手将刘芷休等所设的重庆立信会计分校加以充实改组为专科。当时最感困难的是校舍问题，我费尽了心血，才在北碚租了某私营房地产公司的一处房子。不料，该公司又突然改变计划，要把这处房子卖掉，而不愿租给我们。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求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经理老板们，以替他们培养企业会计理财人才为理由，请他们捐款，才把这处房屋全部买了下来，学校才有了立足之地。
北碚离重庆市区80公里，为了使市区职业青年能有业余深造的机会，我们决定在市区添设专科班，这样又需要在市区解决房子问题。同时，事务所和会计图书用品社也需要办公用房，于是，我们想在市内自建一栋“立信大楼”。那年正当我满50岁，便以立信同人和校友为我祝寿为名，公开登报申明征求各方以现款致送寿礼，并动员工商界出钱出力，大力捐赠。经过多方面努力，总算凑足了40余万元法币，于1943年在重庆市内筷子街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小楼房。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又重整旗鼓，为立信专科学校建造规模更大的校舍而奔走。我除了将自己历年积蓄的钱财全部捐出外，又动员立信全体同人和同学合力在上海工商界募款。由于当时我校已颇有声誉，许多大企业实业家都乐于捐赠巨款帮我办学。如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就捐助了法币1亿8千万元。全体校友也募集了8000万法币。立信新校舍历时近两年，耗资十亿二千五百多万元法币，终于1947年2月全部建成，计包括一座教学大楼，一个大礼堂、一座大饭厅，还有一个足球场。这时，学校才算初具规模。
在校舍问题解决以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我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如黄炎培、马寅初、黎照寰、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先后在我校担任过教职。我虽业务繁忙，亦要抽空上一些课。当时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教职员工生活没有保障。为了使他们尽可能生活得好一点，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如每学期开始就将本学期的教师薪水，从所收学费中一次发给；学生的伙食也由学生会民主管理，预先购足一学期吃的粮食。这样，才保证了每学期上足20周课。解放以后，教职工生活有了保证，立信专科学校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1952年院系调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合并到上海财经学院时为止，毕业学生达1500余人。与此同时，还在上海、重庆和广州分别建立了三所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等专科学校)。自1949年起，由蔡经济等负责在香港和九龙办了会计夜校、一年制训练班和三个月一期的进修班，并先后也设立了会计专科学校，到1969年停办时，为香港地区培养了数千名中、高级会计人才。
我校这所以取得这些成绩，除了社会的需要，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和事务所同人的协同努力外，我在办学方式上，采取事务所、学校、图书社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办学，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事务所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图书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补助部分办校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参加工作以后，又回过来协助事务所和图书社发展业务。这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推动了“立信会计事业”的发展。我办了60年教育，深有以下体会：
(一)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我凭自己求学的经验，治学素主严谨，重视教育质量，注意教学方法和效果。我亲自主持校务，一切坚持“认真”二字，对师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真听讲，认真批改作业，认真做练习题。考核也是很严格的，考试成绩以70分为及格，还经常举办簿记、珠算、会计等学习竞赛。考试作弊者要开除学籍；一学期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者，以旷课一次计算， 等等。我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体格锻炼，早晨都要带领师生一起做早操，并经常对他们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和纪律教育，以培养他们有一个好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二)自编自教，切合实用。我校教师大部分是由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历届优秀毕业生中挑选。他们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经过二、三个学期的试讲，不断进行补充修订，经事务所编辑科审定后，才能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图书社出版发行。读者普遍反映《立信会计丛书》是比较切合实用。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详细叙述。
(三)边学边做，讲究实效。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我校非常重视实习，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和解答疑难问题。对夜校学生，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正规日校学生，要求他们苦练珠算、书法和应用文等基本功，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经常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因此，我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便能马上从事实际工作。
(四)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我历来提倡节约，讲究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无论在上海、重庆，还是桂林、天津，开始时都是租用中小学夜间的空闲教室上课；或利用机关、团体、企业的房屋，和他们协作办校。每校除有两三位管教务工作的专职人员外，每班50名左右的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助教负责管理。总务勤杂工作，大都是请租用和协作单位的职工兼办的。那时夜校教职员和学生人数的比例，大体是1:20；就是正规的日校，也不过是1:10。房租、水电和办公用品都是处处节约，精打细算，因而学校经费每期都有节余。
(五)尊师爱生，团结友爱。我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所以，我总是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对学生生活尽可能给予照顾，就业时尽力予以推荐。有的学生在校时虽感到我管理他们太严，但到了工作岗位后，才体会到“严师出高徒”的好处。许多三十年代夜校的老同学，至今还对“立信”有很深的感情，我想是和学校的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校风分不开的；特别是立信同学会做了大量团结友爱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我校因为有一套严谨的教育制度，有一支理论结合实际的师资队伍，有一套完整系统的自编教材，有一批热爱母校的历届同学支持，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迅速发展壮大，为培养我国财会专业人才，促进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我想立信的上述办学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财会教育事业，可能会有某些值得借鉴之处，因此，特回忆叙述出来，以供参考。当然，由于个人水平和解放前的社会条件，立信的这些经验也是不能不有它的局限性。
六．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
我留学美国期间，就陆续写过一些经济、会计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周报》上。归国初期，我又写了《公司财政》和《簿记及会计学》两本书，引进了一些西方新式会计科学知识。以后，在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接触中，我深感我国会计业务水平太低，不能适应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那时大学里研习会计科学者不多，教科书大都是外文原版；少数译著亦以簿记居多，缺乏高深之作。为解决会计教材，我在会计师事务所内设置了一个编辑科，由我亲自领导，配备了一批专职人员，开始编译簿记、会计、审计等书籍，出版了一套立信会计丛书。我吸取了自己学习会计的教训，在编译立信会计丛书中，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书的内容必须实际需要，有关理论和实务的论述，都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原则，对引进的国外先进学术，我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在现行法规和工商惯例的基础上，适当采用。教科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课程，分别编撰。每书章节后都附有思考题和习题，供学生复习参考。书稿写成后，先作为讲义在我校试讲，经二、三学期试讲后，根据师生们的讨论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然后由事务所编辑科审定编排，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发行。
二、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举例做到不厌其详，使读者能够无师自通。例如，《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由我亲自主编，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各章顺序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并经实地试教，几经修订，设有教学进度分配表。每隔若干章，就设一章复习，要求学生反复演习，务求熟练掌握所学内容。结业前，还要布置一整套模拟式实务实习题，让学生去做，以求参加工作后能很快胜任工作。因之，该书为各商业企业、会计学校广泛采用，修订过四、五次，再版几十次，畅销国内外，直到现在，台湾、香港等地还有人在翻印发行。
三、译文力求统一，含义力求确切。译稿都经我亲自审阅，几番修正润色，力求译文统一，含义确切。如《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是鉴于当时我国会计名词极不统一，各种书刊的译法都不一样，给编译工作、读者和实务工作者都带来不少困难。于是我组织编译工作同人，不时探讨，收集了会计名词2400余条，每条先把国内会计书刊原有的翻译名词开列出来，然后从中选定一个适当的译名或者由我们暂拟定一个统一的译名，并加以注释。用词力求言简意赅，适合我国习惯用语。该书出版后，曾修订过两次，对统一我国会计名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1965年，还有人在香港冒以最新修订本翻印出版。
截至1936年底，我们编译的各类簿记、会计和审计书籍共有5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会计学》，它除论述普通会计所应包括的内容以外，还涉及公司会计、成本会计、解散清算及破产会计、遗产及信托会计等。对于预算控制、财产估价、决算报表分析、统计报表应用。当时比较新颖的会计内容，亦作了较深入的研讨。各章都列了许多练习题，便于教师施教，学生选择练习。是书之成，历时十四个月之久，我排除百务，专心从事，寒暑无间，并得到六、七位同人相助，经多次修改，才得以付印。
1940年，商务印书馆已经迁到了香港。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无力继续为我们出书。那时我已经到了重庆继续办校，眼看学校教材无法解决，不得不另谋出路。后来得到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欣同意，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了《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和纸型，与生活书店合作筹资，于1941年6月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除了出版发行《立信会计丛书》外，还印刷账簿表单，满足了工商企业之急需，各方称便。以后，该社还在桂林设立了分社，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城市设立了特约经销处。为了适应门路商科及职业学校教材的需要，我又自任主编，于1941年编辑出版了一套内容较为浅近的立信会计教科书，计有：商业簿记、初级会计学、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和审计学等七种书。抗战期间，各地大专院校和自修会计的学生，十之八九是采用我们编的教科书；中专学校几乎无一不是用立信会计丛书作教材。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接下来我们又编印了一套财政、金融、保险、贸易、统计、计算技术、企业管理等立信财经从书。
抗战胜利后，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从重庆迁往上海，业务更加发展，自设了印刷厂，又在南京、天津、广州三市增设分社，特约经销处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向港澳、南洋群岛一带推销书籍。后来由于交通中断，无法继续向海外供应，香港便自行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新编出版丛书二十余种。
上海解放前夕，我为了集中精力研究一些会计新理论，又组织力量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社”(解放后改名为“立信会计研究编译社”)，编译出版了一些会计新著作，并对一些旧的丛书进行了修订。解放后，我又自学了俄文，并努力学习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经验，翻译了一些苏联的会计书籍，还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等普及读本。
至1956年初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结束时为止，先后共出版发行各种会计书籍不下一百五、六十种，其中由我著作、翻译和主编的约有三、四十种。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
在我致力于编辑丛书的时候，我的上海同行徐永祚会计师在1933年1月起编印了《会计杂志》月刊，受到了当时工商界和会计界人士的欢迎。我也不甘落后，于同年7月，将原立信同学会编印的《会计季刊》重新复刊，自第二卷起改名为《立信会计季刊》，该刊由于时局影响，断断续续出刊，到1951年停刊时，共计出了18期，每期约10余篇文稿，20万字左右。由于内容比较精深，又及时翻译国外会计新文献，介绍国内行业会计制度和政府财会法令规章，颇受读者的欢迎。
此外，为了加强立信同人、同学之间的联系，切磋学术和敦睦友谊，还先后编印了《立信周报》、《友讯》等几种不同形式的刊物。1949年11月至1964年3月，在香港也出版了《立信会计月刊》，共发行172期。
1980年9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校以后，为解决财会教材奇缺的问题，又组织原立信会计研究编译所的部分同人，于1981年2月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所，专门编辑《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立信财经丛书》，并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大力支持。三年来，已出版各种财会教材和参考书近20种，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今后还要不断充实编辑力量，增加出版门类和品种，为四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财会书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引进并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是必要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必须是实事求是，切合我国国情，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当今，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振兴时期，又面临世界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决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要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应用微电子技术，加强财会工作在信息、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上的职能作用。因之，迫切要求我们财会工作者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为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已垂老，心余力绌，寄希望于后起之秀，青出于蓝必胜于蓝，一定能更好地完成新的任务。
七．涉足会计、经济官场
我涉足国民党会计、经济官场，计有三个时期，现分别叙述于下：
(一)1931年冬，我暂停执行会计师业务，去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主计处的筹备委员，主任委员为陈其采。1932年春，我被国民政府简任为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局长是秦汾，他是一位学工科的留美硕士，根本不懂会计。但他跟随宋子文工作多年，称得起是宋的一个亲信。当时主计处的筹备主任、后来被特任为主计长的陈其采，和我并不相识，他只是慕我“名会计师”的虚名，特邀我去会计局担任局长职务的。由于秦汾和宋子文的关系好，所以把我屈居副职，而把不懂会计业务的秦汾任命为正职，会计局的权力全操在秦汾手中，这种官场人事的丑恶内幕，实在使我不愿久留，因之在刚刚任命不久，我即辞去了这个职务，回到上海仍操会计师旧业。我这次涉足会计官场，时间不足半年。
(二)1946年5月，当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王云五，以无党派的身分被国民党政府特任为经济部部长。他那时也想找一个无党派人士充当他的副手，以表示他的独立不偏的姿态。我那时也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因之他推荐我担任了经济部的常务次长。其实，常务次长所主管的只不过是些日常事务，如私营企业的登记、变更、停业、破产等。当时任经济部主任秘书的是徐百齐，他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王云五的秘书多年，称是上是王云五信得过的得力助手。王云五把一棵印章交给了徐百齐，凡是部内无关重要的事务，照例先要我这常务次长“画行”(就是在常务次长名下画一个很长的“行”字)签名，最后主任秘书可以把部长交给他的印章在部长名下发出，不必再交部长“画行”。因之，主任秘书处理部内例行公务之权实际上超过了我。我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只混了一年，1947年5月就随同王云五一起辞职了。
(三)1947年秋，王云五又改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推荐王云五兼任“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五又推荐我为该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这个所谓的善后事业委员会原想接管一些“美援”机关，但并未成功。因之这一“委员会”便成了有名无实的空闲机关，我这个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也终日无事可做，每月坐领干薪675法币，只够我每星期从南京回上海的路费。因此，我在这里干了不到半年，就辞职回到了上海，仍操会计师旧业，并兼任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这就是我先后三次涉足会计、经济官场的简单经过，时间共计不足两年，真算得是“短命”的了。
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在这里我还要赘言几句。后来当王云五被蒋介石特任为财政部部长时，他曾从南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找我，说是有“要事”面谈，要我即刻去“南京”。我只得连夜乘车赴南京见了王云五。原来是他要我担任他的政务次长，并说：“财政部的政务次长比部长职务只有一步之差，不久便会当上某些部长之职”。我当时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内部腐朽不堪，贿赂盛行，料定它不会久长，我不愿和它同归于尽，因之，当晚即留书向王云五告别，乘夜班火车返回上海。事隔数月，王云五就为发行“金元券”，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成了战犯之一。
1979年8月，我响应党的号召，曾具名写了一封《书寿王云五》的公开信。可惜传闻当时王已在台湾病逝，未能看到。兹按原稿抄录于下：
“云五我兄道鉴：
比读报纸，欣悉我兄欢度九旬荣庆，且健康胜常，矍烁依然，下风逖听，实深感慰。与兄暌违三十载矣，伦亦虚度八十又七春，每怀夙昔过从，犹在目前，翘首云天，时觉神弛左右，想望弥殷。伦以垂暮之年，处昌明之世，每当燕乐，海上旧友毕集，远怀风范，倍增停云落月之思，困缀短章，为我兄寿。
国家三十年来，旋转乾坤，厥功甚伟，前此虽受“四人帮”之破坏，稍有蹉跌，然自邓公当国以来，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以图书出版工作而论，亦大非昔比。犹忆我兄在沪之日，彼时虽执图书出版业之牛耳，然每一书出，印数不过数千而已。即《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类书，广告焉，预约焉、附赠书柜焉，尽力宣传推销，然其印数，仍极有限。今日则不然，一书之出，印数动辄一、二十万，犹供不应求，难副众望，即此一点，足证国家文化学术之发展，非过去之可同日而语也。尤足以为兄告者，我兄创制之《四角号码检字法》，国家仍极珍视，为出版界与教育界所广泛应用，年前所出之《四角号码字典》，备受读者欢迎。即《辞源》一书，国家亦已集各地饱学之士，重加修订，俾使之更臻完善，充实内容，继续出版。凡种种，当为我兄所乐闻，亦足以告慰我兄夙昔之抱负也。
犹忆1949年我兄离浪之前，曾将多年收集之词汇卡数十万张，交由伦当时主持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保存。建国以后，伦以为此属文士之心血，国家之财富，理应归之国家，俾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因代为交与国立图书馆保存。我兄曾有志于将此材料，编著中华百科全书。今国家已在京沪等地，设立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网罗人才，全力以赴，遥想百科全书问世之期定不在远。倘杖履在此，伦知当亦为之莞尔首肯也。盖使理想成为现实，宁非人生一大乐事乎？
嗟夫我兄，我等相别之时，犹当盛年，今则垂垂老矣。古十年来，虽一水非遥，然鱼雁鲜通，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念人为之障碍，每用慨然。今者，中美建交，已成现实，弟兄和合，重见端倪。故园春意盎然，桃李成荫，尚望早日归来，共襄四化大业，使我中华民族巍然卓立于天地之间，则我兄百旬荣庆之时，伦亦得叨陪末座，为兄奉觞，同伸庆贺。此为伦之素愿，不审我兄亦有意否耶？
纸短情长，不尽欲言，肃布腹心，预以寿兄，临颖盼祷，余不一一。
弟潘序伦拜启 1979年8月于上海”
上面这封信曾登载在当时的香港《大公报》上，它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思想认识。当兹全国人民正在共同为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之际，特再在此录引，以表热盼祖国统一、富强、昌盛之心愿。
八．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漫长过程
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随着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的心情却还是动荡不安，心有余悸，不知何以自处。当时我虽没有跟着蒋介石反动派逃到台湾去，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世界观，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好比攀登一座大山，在登山过程中确实感到艰难痛苦，但现在回味起来，真觉得“无限风光在险峰”呢！
我改造世界观，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回避世界观的改造；第二阶段，勉强接受了世界观的改造；第三阶段，自觉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在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之初，由于我对共产党还怀有疑惧之心，因之我对党抱着避而远之的态度。我所以抱这种态度：一是因为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中年时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的是美国教会的教育，此后，在美国留学三年，又受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教育，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和认识。二是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权内，三度担任了会计和经济方面的高级官吏，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之下，担心是否会受到处分呢？
在上面几篇中，我曾一再提到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的顾准同志。上海解放时，他跟随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回到上海，就来我家看我，并带来潘副市长的名片，代表他向我问候。潘汉年同志原是我原籍江苏宜兴县的远房族侄，他的长兄潘梓年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那时我也在重庆，常有来往，他称呼我为“四叔”。上海解放后，顾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直接税局局长，是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在财经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他来我家劝我弃暗投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下担任一个职务，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但我因前半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一时尚难解脱，就对顾准说：“我以一个‘再醮妇’的身份(指我已失足担任过国民党蒋政权下的高级官吏)，来担任人民政府的公职，必将使十分为难。因为在必须表态的场合，用进步的口吻来发言，有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人们会骂我为投机分子，无耻之徒；用落后的口吻来表态，又担心要为自己带来不良后果。因此，还是先让我闭门思过，等一段时期再说罢！”我就这样自视清高，不问政治，回绝了他的好意。我也从未去上海市副市长办公室找过潘汉年。我虽没有出来为党工作，但还是关心我国的会计事业，鼓励和推荐介绍了不少旧同事和学生，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任职。
我和我妻张惠生原先同住在徐家汇徐虹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职员宿舍内，上海解放后就迁居市区，并辞去该校校长职务，由校董会推举副校长李鸿寿继任。1950年我又停止执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的职务，由副主任会计师陈文麟升任。这样做，是想专心一意在编译出版财会书籍方面作出贡献。在此期间，我埋头自学了俄文，翻译引进苏联的会计文献，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等著作。1952年夏季“五反运动”以后我又停止编写《立信会计丛书》的工作，并辞去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职务，真的闭门谢客，作起“寓公”来了。
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振撼了全世界。当时我曾有过“恐美病”，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开始产生了敬佩和信任，并迫切希望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我本是一个无党无派人士，经友人介绍，参加了“民盟”组织，在党的关怀下，于1957年春，我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安排在市政协学习。开始指派我担任一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这原是给一个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可是由于我过去没有好好学习，阶级立场尚未改变，又不善于依靠群众，难以掌握会议和胜任学习小组组长的任务。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这虽然也是对我敲起了警钟，但我并没有接受教训。以后又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在1957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给我的震动很大。毫无疑问，这时候我的是十分沉重和苦闷的。
能使我自觉自愿地衷心乐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求中国”的真理，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经受十年动乱痛苦的时候，我也受到难以忍受的冲击，但对会计事业奋斗的志愿，却始终不渝，念念不忘。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当时我虽已年逾八旬，亦在绝望叹惋声中觉醒过来，精神振奋，立即将多年所蓄的长须，一剃而光，以示投身四化建设的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了解放以来的冤假错案，对我1957年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问题，给予了改正。我更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经常参加市、区政协和民盟组织的各种学习、会议等社会活动，积极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和历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工作报告，特别是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觉得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近几年来党中央的各项对内、对外方针政策和所有的主张措施，都深得民心，顺乎民意。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段的一部分，是实现四化的依靠力量”；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到2000年工农业生产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鉴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经济振兴和新产业革命时代即将到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学科研究，亟待跟上，1979年初，我首先在上海市成立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同时建议大力举办会计职业教育，以解决会计人员严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些建议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重视，于1980年秋，批准恢复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使我平生夙愿得以顺利实现。同时还任命我为名誉校长，享受高级干部的各项待遇，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真使我百感交集，感激万分。
我现在起步虽已晚了点，但我要竭尽有生之年，积极响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号召，自觉自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多作贡献，坚决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九．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取之于会计 用之于会计
我国古代相传，有这样一句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把它译成的白话文，就是说：品行端正的人，如有过多的财富，他就会想到一生依食无忧，因之可能耽于逸乐，不思进取。至于品行不端之人，有了过多的财富，就很容易犯衣食住行的浪费，甚至犯嫖赌等触及刑律的罪恶行为。我认为，多财总是一件好事，但一个人多了财富，首先应当考虑用财之道，应当把多余之财，用于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事业上。我一生聚财、用财之道，就是遵循这一主旨的。
前面已经说到，1924年秋我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担任了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同时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职务。当时我每月约有银币五百元的收入。同时我还写了《簿记与会计》和《公司理财》两本英文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行销全国。按照当时通行的办法，我可向该馆抽取每书定价15%的“版税”，这样我每月的收入又增加了数百文。由于我生活上早已节约成性，因之不到两年，我就有了两万五千元的银行存款。有了这笔钱，我首先考虑到我留学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曾先后资助过我约为当时银币一万元。于是我就以“饮水思源”之义，乐捐一万元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基金”，专为帮助学习成绩优良而生计贫寒的学生，完成其学业之用。那时我有一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王志莘，他赴美留学也是受到新加坡一位华侨资助的。他听说我要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金”，也要为他的资助人出资三千元，加在我的捐数之内，共襄这项“盛事”。但他家境贫寒，当时无款可付，我就为他垫付了三千元，这样助学金的总额成为一万三千元。此数诚是微不足道，但我们这一行动却引起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几位教育界老前辈的赞许。我和王志莘就敦聘他们为基金的董事，组成了一个董事会，全权管理基金的保管和分配。接受这项奖学金的人数，先后有数十人，其中不少都已成才，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所可惜的是，这笔长期存在银行的基金，因国民党所发行的“法币”逐年贬值，直到这一万三千元的实值，已变为灰尘而告终。这是我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一个开端。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选派分赴英、美两国留学的学生，总计约有50余人。我在几年后，又约同全体同学在简先生上海市北京西路的寓所“觉园”(即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院址)内，合建了一座“思源亭”，并请名教育家黄炎培老师撰写碑文，建立碑碣，以垂永久。听说在“文革”中亭碑俱遭毁坏无存。以上这些，也反映我当时的感恩图报思想。
从1927年起，我所设立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报名入学的学生人数很多，在上海市各区设立的总校和分校，一时竟有11所之多。这些学校的开支是非常节约的。所以学校所收学生的学费，除去教职员工的工资、房租、水电等费用外，每学期均有节余。我就把这些节余款项为学校购置了几所校址，因而当时就有“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
1937年，我和那时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仁筹办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我们除把所编《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每年可收版税约四万余银元)，全部捐赠与立信会专外，我自己也把历年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职业收入中积累的银元6万元，捐给会专作为建校基金。这就是我立信同仁“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的一项实例。
1945年伙，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重庆回沪，同时把原由上海迁往重庆的会计专科学校迁回上海。当时上海徐家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舍还在筹建之中，一时专校无校址可用，因之我就把我原建在上海长乐路(那时名为蒲石路)的五开间三层楼的一所住宅，捐赠与专校作为临时校舍。接下来这所校舍就成为专校夜校部的永久校舍。并利用它的日间空闲，创建了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会计中等专业学校。在建造徐家汇新校舍中，我自己又捐出一万元美金，建造了一座体育馆。
在全国解放初期，上海、重庆和广州等地，各类私立立信会计学校陆续移交给当地人民政府接办时，除了几十座校舍和大量图书、设备外，上海专科学校还存有现款人民币四万五千余元，重庆高职校也有现款五千元，都全部移交清楚，涓滴归公。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现在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就不再去说它了。1979年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财物，全部作价人民币八万余元发还给我。我得到这笔发还的钱以后，当时想到自己已是年逾八旬，风烛残年，我的两个女儿也都已自立，我老夫妻俩人毋需拥有这样一笔巨款。那时，正当上海市会计学会成立，我就把发还的半数四万元，捐赠该会作为基金。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生夙愿，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发扬光大，我真万分高兴。我又从剩余的四万五千元银行存款中捐赠三万五千元给学校，作为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为数过少，后来承上海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现任立信会计海外校友会顾问杨国树同学捐赠了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又承上海立信纸品厂捐助一万元和前重庆立信校董、现是香港企业家查济民先生慨捐一万元，这样，共凑足人民币十万元之数，以我的名义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有了这个基础，我相信还会有许多立信校友，象过去一样集腋成裘，慷慨继续捐赠，使基金数额日益增加，为祖国造就更多更好的会计人才。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这就是我一生聚财、用财的目的和归宿。
十．发挥晚年“余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使万象更新，百业复苏。象我这样一个老朽，也如“枯木逢春”，精力有所恢复。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我，当然希望我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在大好形势下继续下去；更希望我的弟子们能“请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立信会计事业发扬光大，并能在振兴中华的年代里，为四化建设大业作出更大贡献。这对我的晚年将是个莫大的安慰！
自粉碎“四人帮”后，我就矫正了自己的学习日程，经常提起精神，戴上老花眼镜，手握放大镜，认真阅读各种报刊和“学习参考资料”。在双目疲乏，卧床休息时，则整天在收音机旁收听国内外政治、军事、法律、财贸、科技以及体育比赛等新闻，从不间断。在我体力许可的条件下，我还尽量参加各种政治、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近年来，我年老体弱多病，但国内外来信来访的人日益增多，这使我感到有些力不胜任，难以应付。
鉴于我国企、事业各界的会计工作人员量少质差，青黄不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我在1979年就创议并大力资助，在上海市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随即开展了各项学术讨论，出版了《上海会计》(初名《会计通讯》)和举办了业余会计专科学校。翌年，全国会计学会成立，我被两会都推选为顾问。
1979年3月，我出席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理事会联合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1984年社联再次开会，又推举我为顾问。1980年7月，我参加了教育部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经费问题讨论会。同年我还响应党的“广开学路，各方办学”的号召，向上海市党政领导建议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在10月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复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按照过去立信传统的办法，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学生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学校对口定向培养，择优推荐等办学方式，并附设有大专夜校部、中专程度的会计职业学校和函授部等。我担任了该校名誉校长。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办学方式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为社会主义的会计职业教育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是1982年9月21日上海《解放日报》和同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对我校的评语)。
现在除上海外，重庆、天津、南宁等市，以及我的家乡江苏省宜兴县，都办起了立信会计学校，其中有些是单科选修制的，有些是职工中专制的。最近，广州、武汉等市的立信校友们，也都在筹办各种程度的立信会计学校。
1980年12月，我参加了人才问题的讨论，提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我首先指出：我国从开国以来，直到最近几年，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还是一锅煮、铁饭碗的办法，因而产生了种种浪费情况。我认为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计算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我的这项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教育界的重视。上海《文汇报》把我写的短文《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首先刊出(见1980年12月19日第三版)，接着北京《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我写的另一篇短文《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见该报1981年4月2日第二版)。教育部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曾召开会议展开专题讨论，还在个别大专院校进行了教育制度改革的试点。
1981年元旦，全国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宣告成立，我被推举为董事长，前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顾福佑担任了该所的主任会计师，同时有好几位前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老同事，如王澹如、管锦康、施仁夫、唐文瑞、黄子仁、蒋春牧、潘子石等同志，共同组织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并推举我任编委会主任。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积极支持下，陆续出版发行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财经丛书》等20余种书籍。从此，以前所称为“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形式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历届上海市会计学会年会上，我都亲自出席并讲话，提出一点新的见解。开始时参加过统一借贷记账法和会计阶级性等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的讨论。1982年年会，我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对当年会计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即(一)要打好会计工作的基础，提供正确成本、利润数据；(二)会计人员要放开眼界，学习新知识，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三)要培训会计人才；(四)要编写会计教材，特别要重视农业会计等问题。《世界经济导报》还在第84期上，以“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为题，为之登载。从这些观点出发，在1983年9月《经济日报》记者前来采访时，我又作了如下阐述：我国解放后发展起来的财务、成本管理方法，已初具管理会计的雏形。不过由于过去我们的企业是以“生产”为中心，忽视经营，因而效果不显著。为了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要在做好传统记账、算账、报账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控制和反馈作用，逐步开展经营分析、前景预测、方案比较、预算控制等项工作。财务会计工作还要正确处理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只算本单位的小账，不算全国一盘棋的大账的倾向，等等。以后，我还应《农业会计研究》编辑部之约，写了一篇《加强农业会计研究，做好农业会计工作》的文章。贯彻了我一向重视农业会计和开展函授教育，为广大农村服务的主张，刊载在该刊创刊号上。1983年，上海市会计学会召开第四届年会时，正是党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专门廛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发表在当年《财务与会计》第4期上。在第五届年会上，我又提出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们会计界该怎么办的问题。
1983年，我还写了一篇《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把我在青年时代的坎坷往事，误入歧途的曲折经过，如实地叙述出来，刊登在《青年一代》1983年第1期上，希望对失足青年们有所帮助。此文发表以后，曾得到广大青年和会计界同志们的欣赏：先后在《人物》、《商业会计》、《安徽财会》等刊物上加以转载。最近，还在《青年一代》杂志的好稿评选中被选中。
在1984年7月的立信上海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我勉励全体校友发扬立信传统精神，在各种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做有益于学校名誉的事。
我的回忆录暂时写到这里为止。由于我年老体弱，精力不济，各期大都是由我的学生、助手丁苏民同志笔录的，难免有些遗忘、不全之处。自连载发表以来，不断接到国内、外读者来函来稿询问，或提出补充修正意见，在此表示感谢。